笔谈

主题 石刻史料与中古史研究

编者按语：

学术之推进，体现在新问题的提出与新材料的发现。出土墓志作为“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证曾是中国中古史学术研究的新方法，史学研究也确曾面目一新。然新旧之义是相对的，时下，当我们运用所谓新技术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时，新学问却收效甚微。虽新见墓志剧增，讨论者亦众，惜其能够呈现新问题之意义者则寡。对碑刻墓志的利用，大多仍滞于实证层面的运用，囿于证史补史一隅，鲜有发覆。如欲拓展碑刻墓志之价值，摆脱其作为传统文献附庸之角色，则需破除固有之思维，重新审视、重新发现。总结检讨已有之学，此其时也。本期笔谈特邀近年在此领域深有研究的两位学者，总结以往碑刻墓志之整理与刊布工作，分析得失，旨在探寻可行之方法，以供读者诸君批评。

笔谈

十余年来中古墓志整理与刊布情况述评

仇鹿鸣

十余年来随着新出墓志的大量刊布，围绕墓志展开的研究已成为中古史领域中的热门议题，每年发表的相关论著尤其是对新出墓志的单篇考释可称得上汗牛充栋，大有成为专门之学的气象。本文并不打算评骘目前研究的现状、方法及其得失，也不专门论及每一种新出墓志图录的史料价值，而试图较为系统地梳理十余年来墓志整理、刊布的情况，为学者了解这一数目巨大而且目前每年仍以数百方速度增加的史料门类的形成、快速扩充及其边际提供一个简要的索引。

本文将回溯的起点定于2005年前后。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点，与两本书的出版有关，其一是2004年出版的赵君平主编《邙洛碑志三百种》，其二是2005年出版的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在此之前中古墓志已累积相当巨大的数量，学者也做了系统的整理校录工作。在魏晋南北朝方面，以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为开端，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接踵其后；唐代方面，则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两套并行的大型录文总集：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及续集、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系列。这一系列整理工作针对的对象主要有二，其一是20世纪洛阳—西安地区因军阀混战而被盗掘流散的大量北朝隋唐墓志，其二是1949年后经过科学考古出土及征集入藏各文管单位、博物馆的墓志。因此，当2005年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出版之后，尽管该书是以传世文献为主要爬梳对象，但亦兼及《唐代墓志汇编》失收或出版之后发表的墓志。从当时的估计来看，该书若与清编《全唐文》、墓志总集及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工作合观，似乎标志着学界已较为充分地掌握了存世唐代文献的全貌。

但恰恰是在此前后，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洛阳—西安一线因盗掘而流散民间的大量北朝隋唐墓志开始浮出水面，渐为学者所知，赵君平整理《邙洛碑志三百种》便是这方面的第一种大型图录。在之后的十余年间，新出墓志数量之多，史料价值之巨大，盗掘过程中对考古信息的破坏、文物流散之严重，恐怕都大大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如果用最简洁的数字加以说明的话，《唐代墓志汇编》及其续集共收录墓志约5164方，资料截止于1996年。气贺泽保规2017年出版的《新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是该书的第四版，《目录》1997年初版收录唐代墓志5482方，随着唐代墓志的大量刊布，先后在2004年、2009年、2017年出版了增订本，其中2017年版收录资料截止于2015年末，计有唐代墓志12043余方。即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所见唐代墓志的总量增加了一倍有余，超过了之前一千余年的总和，而其中绝大部分系盗掘所获，不但未经科学的考古发掘，至少半数我们无法确切获知原石的去向，仅能依靠辗转流出的拓本甚至录文展开研究，同时也很难估测未有拓本行世便流入私人之手，之后一直未见天日者的数量。近年来北朝、五代墓志发现、流散的情况与唐代大体相仿，以下首先概述十余年来墓志发现与流散的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