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信仰

“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

——论董仲舒的大一统学说

张宏斌

七国之乱平息，天下秩序恢复到一统，“宽”“静”“无为”的黄老政策依然作为国家治理的主流思想，“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但是祸乱促使人们开始思索这种政策的可持续性以及合理性，早前贾谊言道：“今也平居，则无茈施，不敬而素宽，有故必困。然而献计者类曰：‘无动为大耳。’夫‘无动’而可以振天下之败者，何等也？曰‘为大’，治，可也；若‘为大’，乱，岂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无等也，至冒其上也，进计者犹曰‘无为’，可为长大息者此也。”几十年间，由于上位者的偏好，黄老无为的政策得以保持。然而形势比人强，顺应时代，满足国家、社会、民众所需的思想终究要破茧而出。

西汉初立国几十年间，尽管矛盾不断，但国库充盈，家给人足，“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夫子亦言“庶之”“富之”“教之”，“世而后仁”，礼乐之兴正当时也。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

汉朝立国，初有干戈，四海未定，未遑庠序之事，中有孝文帝好刑名之言，孝景帝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然而学术准备已足，儒学发展油然，六艺均有所传承流布，言《易》者有菑川田生；言《书》者有济南伏生；言《诗》有鲁申培公，齐人辕固生，燕人韩太傅；言《礼》则有鲁高堂生；言《春秋》有齐人胡毋生以及赵人董仲舒等。

汉初诸儒生勃然而兴，所言所行为儒学的复兴造了势。薛人叔孙通定朝仪，孝惠即位，徙通为奉常，定宗庙仪法。乃稍定汉诸仪法，皆通所论著也。虽然，太史公指摘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但是仍肯定“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陆贾首开学术风气以诗书六经作为治国之本，《新语·道基》云：“《鹿鸣》以仁求其群，《关雎》以义鸣其雄。《春秋》以仁义贬绝，《诗》以仁义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义相承，书以仁叙九族，君臣以义制忠，礼以仁尽节，乐以礼升降。”倡立儒道并行互用的学风，徐复观先生云：“陆贾所把握的是活的五经六艺，而其目的是解决现实上的问题，所以把儒家的仁义与道家的无为之教，结合在一起，开两汉儒道并行互用的学风。”贾谊以儒为本、融合道法，尝试建立一套儒家思想的新格局。他主张汉兴自当改制以顺天命，提倡礼法互致，“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以儒家礼乐仁义之术为本，来移风易俗，化治天下，“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

建元元年，汉武帝即位，“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卫绾因病免相，窦婴继任，田蚡为太尉，“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史记·儒林列传》云：“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向之，于是召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自杀”。由于窦太后的介入，儒学之事宜暂告中断。建元五年，武帝置“五经”博士，博士所立以传统经学为鹄的，不再是“学通行修，博学多艺，晓古文、《尔雅》，能属文章者”，从此儒家经学垄断了上层学术。建元六年，窦太后崩，黄老之学、术的大树倒了，也就为儒学的发展廓清了障碍，“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黄老、刑名之学奄息，元光元年五月，汉武帝第二次召贤良文学之士，元光五年，武帝第三次召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天人三策》于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