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辑

本 期 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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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前言

王卡

一 概说

首先我们要明确本刊中所说的“中国本土宗教”，是指儒教、道教，以及中国民间的宗教性信仰实体，包括汉族地区民众传习的非官方宗教、部分少数族群的原始宗教，等等。广义上也可包括受到本土宗教影响而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禅宗、净土教、瑜伽教等）。这些宗教都是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基底形成的“神道设教”社团或祭祀膜拜群体。这些以中国文化为基底的“宗教”——尤其是儒教和道教所信的“天道”——是具有虚如性的至上理念和宇宙本源。它既是虚无的理体，又是实在的大全；既是无形名无位格无意志的“自然法则”，又是有化身有感应有善念的道德之根。它是有神论的，又是无神论的；是宗教性的，又是世俗性的。因此可定义它为“虚神论”，以区别于来自西方的神学概念。

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我认为他所说的“道教”，应该诠释为儒、道二教共有的天道信仰。当代哲学家金岳霖曾指出：世界上各大文明区（西方、印度和中国）都有它的中坚思想，每一文明区的中坚思想都有它的最崇高概念，“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因此我们可以说，天道信仰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源泉、核心理念和文化根基。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始终存在两条主要的脉络：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和儒教，是中国文化的正统；而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和道教，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主干。儒道互补，再加上中国化的外来佛教，共同构成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三教鼎立的基本格局。它们曾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医药科技等各个领域，产生过最重要的影响。

不仅是中国人，西方学者也是这样看待中华文明的。马克斯·韦伯以《儒教与道教》为书名，描述了中国的传统社会体制和思想文化。亨廷顿等人将中华文明称作“儒教文明区”，有别于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等文明区。当代宗教学家汉斯·昆将世界诸大宗教分为“三大宗教河系”。除两河流域宗教体系、印度河-恒河宗教体系外，第三大体系就是在黄河、长江流域产生的儒教与道教，以及受中国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日本神道教。以上各位都认为中华文明有自己的本土原生宗教，是一个有宗教也有圣典的自生自发的独特文明。

二 儒教及其虚神信仰

中国本土宗教是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逐渐形成的。以儒教而论，最迟在商周时期（约公元前15～前8世纪）的文献，如甲骨卜辞、青铜铭文，以及《尚书》《仪礼》等原始儒家经典中，我们就能发现华夏文明中自古就有崇奉“天”或“上帝”为最高神的宗教信念，以及相应的祭祀礼仪、政治体制、道德观念和社会习俗。殷商时期，这一宗教还是比较原始的“祭祀-占卜”型宗教（巫教）。西周初，儒家崇奉的先王（文王、周公等）将这个宗教发展成为伦理型宗教，确立了以“尊天、敬德、保民”为纲领的宗法性政治伦理和礼乐体制。周王室的祖先被尊为天神，其子孙则被奉为“天子”，因获得“天命”而统治天下。自西周和秦汉以来，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登基执政，都必须先行祭天、祭祖之礼，以宣示其君权神授的合法性。“宗庙社稷”因此而成为指称合法政权的代名词。具体操作这个宗教祭祀礼仪及道德教化的人属于王官和儒士阶层。古书云：“儒，相礼者也”，又称儒者为“师”，就是说儒士原本是操作祭祀礼仪和道德教化的专家。后来他们又成为辅助天子和侯王执行政务的各级官员或备选生员。据《周礼》记载：西周的官僚机构“六官”中，已有管理宗教祭祀活动的“春官”。直至明清时代，仍将管理祭祀事务和佛、道二教的礼部列为朝廷六部之首。由此可见，中国不仅自古以来就有“宗教”，而且是高度政教合一、全民信教的国家。尊奉天帝（神主），效忠天子（国主），祭祖孝亲，是中国传统宗教的根本信条。秦汉以来的国家祭祀制度（公祭天地山川和祭孔等）、假神道之名施行道德教化和考选官吏的教学体制（如察举和科举制），几乎全民上下共同遵行的宗祠祭祖活动，是支撑这个中国宗法性宗教（即儒教）的根本制度。因此，儒教绝不仅是一种信神的观念和思想学说，它也是一整套涵括国家治理和伦理教化的实践体制。它是形塑中华文明传统的实质性的“宗教”，是安顿中国人身心和思想信仰的精神家园。没有这个伟大的“宗教”，中华民族将无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