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马里兰大学、天普大学和南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们，我从你们所有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本书为你们而写，也为所有希望有一天能自己做研究的新手而写。

第一章

学会倾听：研究过程具有“逐渐明朗”的本质

通过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进行研究能够加深我们对人群、制度及社会过程的认知。使用这些方法，研究人员向我们揭示了日常生活中琐事的意义，展示了人们如何被社会结构的力量所影响。精心设计的研究加上对社会事件活灵活现的描述可以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例如，对受害者的调查可用来记录灾难的规模和范围，而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意料之外的结果。凯·埃里克松（Kai Erikson）的《所经之地的一切》（Everything in It's Path）讲述了发生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一场灾难。一座年久失修的水坝崩塌导致洪水暴发，致使132名民众不幸遇难。这场灾难加上救灾不力瓦解了这个社区的社会与情感联结。

与此相关的是，民族志学家展示了人们如何生活在不同且相互有交集的社交圈里，以及这些圈子如何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相互碰撞。例如，不同机构的专家经常各自为政，制定一些政策，但在制定政策时并没有考虑与其他机构的相互配合，跨机构的压力最终由普通家庭承担了下来。在《迷宫困境》（Trapped in a Maze）一书中，莱斯莉·派克（Leslie Paik）描述了禁锢家庭的“跨机构迷宫”（multi-institutional maze）。年长的凯瑟琳太太与侄子和两个处于青春期的孙子同住，她奔波于11个不同的机构之间，而这些机构颁布的政策互相冲突，导致她的生活一团糟。很多时候，对相关事件进行定性研究，可以从“当事人视角”了解其意义并挑战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假设。例如，在马修·克莱尔（Matthew Clair）对被告人的研究中，他提到，非裔被告人有时候会自愿选择入狱而不是尝试获得缓刑，这令律师感到惊讶。克莱尔的研究《特权与惩罚》（Privilege and Punishment）陈述了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工人阶级家庭的非裔被告人在获得假释回归社区后，会被警方重点监控，被告人认为这样做的风险太大。在其他案例中，研究者展示了迥然不同的人群也会有相似的体验。如人类学家凯瑟琳·纽曼（KatherineNewman）采访了流离失所的家庭妇女、空中交通管制员、蓝领工人和经理人，这些人陈述了他们向下流动的痛苦。深入访谈和参与观察研究可以揭示社会科学文献中未知或尚未深度发掘的某些社会过程，所以这些方法特别有助于改进我们的概念模型。很多人都想学习如何进行高质量的深入访谈和参与观察研究。以我为例，当我开始学习如何进行此类研究时，读到的文献让我感到无所适从。这些书籍的内容过于模式化，我无法在其中找到有用的建议。书里讲到，我应该在访谈中敏锐地进行“探询”（probe），却没有说明“探询”的具体做法，对“探询”过程中的困难也没有足够的认识和解释。这些书中的研究方法附录也令我沮丧，尤其是研究人员描述他之所以能够进入某个地点进行参与观察研究，仅仅是由于机缘巧合。但是当我进行自己的研究，试图进入某个研究地点时，应该如何复制这种“机缘巧合”呢？有关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的书籍让人们以为进行这类研究应该比较顺利，但根据我的经验，事实并非如此。我渴望能读到一本更现实、更实用的书。

我的兴趣是深入了解人们的思维模式、行动模式以及对自己日常生活的感悟，在研究之路上，我曾经拜读过一些优秀但未实现潜力的研究，它们令我震撼。这些研究的作者设计了出色的项目，获得了难得的资源，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采访多人或写下无数实地笔录，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并撰写了条理清晰的论文。尽管拥有这些有利的元素，但最终成果还是不尽如人意。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哪里出了问题？一些情况是研究的数据质量欠佳，不能为读者提供丰富、身临其境的感受。由于数据缺乏深度，读者很难对作者的论据进行评估。有些研究人员直白地要求读者“信任”他们，因为他们收集了大量数据。我不敢苟同这种说法，我更希望这些作者向读者展示他们认为具有说服力的数据。还有些情况是作者提供了大量数据，但论证缺乏重点。有时，即使论点是很明确的，但是研究问题的构思却过于狭隘，甚至作者都没有考虑从不同角度对其论点进行论证。在少数情况下，一个单独的错误（无论是设计、数据收集，还是分析）会产生相当重大的连锁反应，以至于大大拉低这个研究的整体价值。为何类似的研究质量差距会如此巨大？我没能在读过的定性方法论书籍中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