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货币经济学的责任

货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站在理论研究的角度，如果我们沿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普遍认识——“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那么，似乎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商品足以如货币那样被单列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分支。站在任何一个经济参与者角度，货币存量变化和利率波动往往被认为是引致其他各个市场联动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关于货币的研究总是牵动经济学研究者的神经。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自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货币数量论、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早期货币理论，直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Keynes）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货币主义，延伸至最近的《现代货币理论》，货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丰硕，推动着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波浪式创新。当然，所有的创新都在实际上起到了两个基本作用：第一，更好地解释货币经济世界的实际；第二，更好地运用货币工具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平稳运行。我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工作期间的学生和同事陆磊，以及陆磊的博士研究生刘学撰写的《货币论》第一卷《货币与货币循环》也是出于上述两个目的而作出的努力。

一

对货币的认知是持续演进的。科学解释货币经济的实际运行，就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稍有不慎，就会使货币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基本理论陷于难以“自洽”的逻辑陷阱。长期以来，我们相信“货币是特殊的商品”。从货币史角度看并不错，的确，一系列的考古事实证明了货币是从某些商品中演化而成的。但是，如果我们仍然把货币作为商品对待，则在认识上必然落后于近现代乃至当前发生的一系列的货币金融现象。如陆磊和刘学所论证的，商品与货币之间的交易，是为了未来再度发生的货币与商品之间的交易，因此，货币是“未来效用索取权的符号”，由此可以部分解释货币从贵金属转向纸币，由纸币转向存款账户数字，再由存款货币（广义货币）向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演进。货币史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货币材质的演进，而材质变化这一表象背后，不变的是“货币持有者对该符号具有的未来索取权的信任”。这种信任关系，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可以被公认为贵金属，在人类治理体系依赖于国家和组织的时代可以被确定为法定货币，在全球化跨国交易中可以被约定为某种支付手段（如曾经存在的欧洲货币单位，以及国家间公认的特别提款权），在未来可能是信息技术支撑下的算法货币。因此，陆磊和刘学的研究实际上使得货币理论不再拘泥于材质，同时，把货币锁定在对未来效用索取权的“共识性信任”上。他们认为，所谓货币，就是那些为大家共同接受的、作为未来效用代表的任何物品或符号。

货币理论是持续演进的。从休谟到凯恩斯和弗里德曼，货币理论发展经历了多个里程碑。古典的货币数量论适应了金属货币时代的特征，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大危机前后的货币运行规律，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在滞胀条件下应运而生，都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成果，也是一个时代货币政策实践的指南。陆磊和刘学的研究重在反映当代货币运行的两个基本事实：第一，真正的货币需求来自金融中介，它们从家庭部门和中央银行手中购买货币。因此，必然存在两种超额货币需求，其一是金融中介所动员到的货币可能超过实体经济需要，其二是金融中介还可能（几乎是一定）把货币配置于非生产性领域。这在传统货币理论中，都是被忽略的事实。尽管金融中介的重要性自19世纪以来为货币经济学家（银行学派）所重视，但是从超额货币需求提炼与总结货币存量的视角是独到的。第二，资产价格与货币的关系不容忽视。两种货币循环的现实存在性反映了一个事实，“资产价格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个货币现象”。由此，资产价格膨胀与泡沫化不能简单画等号。各国的金融危机证明，只有在货币增量与产出无关且全面进入资产价格炒作时，才能被定义为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