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创新社会治理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又一次创新，也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实践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推进社会治理创新，重点和难点在社区。社区治理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社区治理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基层治理创新。没有社区治理的创新，社会治理创新就是一句空话。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强调，“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加强和完善城乡社会治理，是“为实现党领导下的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全面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然而，“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如何构建一种新的能够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的机制呢？在群众调查当中，现在居民把社区组织看成对他们帮助最大的组织化、制度化因素，已经超过了工作单位。所以我们想重新来改造社区，把它变成一种能够替代单位组织的新的管理方式。现在全国各地正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索，但总的趋势，就是社区工作要专门化”。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就要应对城乡社区社会性质的变化，对以商品房社区为典型的陌生人社区给予应有的关注。本书立足我国城镇现代化和社会个体化的整体社会背景与社会发展趋势，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涌现的商品房社区为研究对象，围绕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新型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共同体构建的条件因素、推进模式与政策支持等问题，以抽样调查和定性访谈等方法为主获取研究所需数据与资料，通过对商品房社区建设的实证调研、行动参与，及对国内外城市社区建设的比较分析，来就城市新型社区共同体构建目标之“场共同体”的本质特征、评价标准、模式选择与体制机制等展开研究。

一

研究背景及意义

衣、食、住、用、行，是人的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的重要方面。住房，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也是颇为让人焦虑和思量的人生大事。购买住房，不像买一件衣服，不满意可以换一件；也不像点一桌菜，不好吃可以少吃；更不像坐趟车，这趟赶不上赶下一趟。住房消费对大多数人而言，不仅是一生中最大的消费，也是相对稳定的消费，有的人可能要花掉毕生积蓄才能购买到一套房。可以说，住房与每个人紧密相连，对于改革发展中的城市居民而言尤为重要。早买房与晚买房不同，买多与买少不一样，贷款与不贷款也要斟酌。这些年来，因为买房、卖房所发生的故事数不胜数，因为房产交易而产生的矛盾和问题也日渐增多。有的人要倾一生积蓄才能购买一套商品房，有的人则手持多套商品房。围绕商品房社区的建设与治理，诸如物业管理、业主维权、业主自治等的现象和问题越来越多。探讨商品房社区的建设及其治理，首先应当了解商品房的“前世今生”。商品房的出现，与我国城镇化的整体趋势和产权的个体化趋向相关。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改革浪潮的不断高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不断走向深入，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社会选择和民主权力不断充实，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城市居民来说，这其中的核心变化就是从过去城市管理体制下的“单位人”变为“社会人”。在单位制时代，对于何谓社区以及社区何为的问题，城市居民大多不会去理会，因为大多数人的生老病死问题都由单位解决。单位制解体后，社区开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单位人”更多地演变为“社区人”。从“单位人”到“社区人”的转变，不仅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具体表现，更给中国社会建设与治理带来了诸多新挑战、新问题。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点，更是深受此种影响。单位制解体、社区制生成，这是本研究聚焦探讨商品房社区的背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