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山之作。之所以说它是开山之作是因为它是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第一项大规模投资、全方位地帮助他国发展经济的国家级项目。由于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在海外的第一个大规模投资项目，中国政府和企业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环境截然不同的邻国帮助推进经济发展时，必然要经历与投资受入国各种运作逻辑差别巨大的制度和机制之间的磨合。分析中巴之间在推进这个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的磨合，对后续的“一带一路”项目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建设中巴经济走廊涉及的五个问题对“一带一路”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建设中巴经济走廊。这个问题的实质在国际层面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帮助邻国经济建设到底有什么关系，在国内层面是巴基斯坦发展经济与其政治与社会稳定以及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关系。第二个问题是：帮助巴基斯坦这样的伊斯兰国家发展经济是否能够消除宗教极端势力支持的恐怖主义。在当前，宗教极端主义驱动的恐怖主义活动成为许多国家的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在国际上已经引起极为广泛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在21世纪对公共政策有直接影响的、最重要的学术问题之一。第三个问题是：建设中巴经济走廊会不会导致穆斯林移民蜂拥而至，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威胁。近来随着西方国家在逆全球化的浪潮中在移民问题上出现民粹主义立场，中国的互联网上也有人撰文担心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特别是中巴之间公路和铁路的建设，会导致巴基斯坦人大批涌入中国，进一步改变穆斯林人口的比例，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在推进中巴经济走廊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与投资受入国各种制度和机制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果单纯依靠投资受入国国内的制度和机制，中国的对外投资运作出现与投资初衷相反的结果时，中国应该通过何种方式进行调节。第五个问题是：在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和其他“一带一路”项目时，是否应该以投资者的身份推动在投资受入国实现经济发展利益由社会各阶层的共享。

当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开始对外进行大量投资，这种投资开始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发展时，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严肃的问题：完全不问投资在受入国产生的社会后果的投资模式是否会影响这种投资的正当性。从目前发达国家正在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的背后成因来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共享和分配中的公平正义是决定全球化在政治上具有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如果继续实行那种只问短期政治效应，不问长期社会后果的投资模式，从长期的视角来看很有可能引起投资受入国的政治反弹，从而产生与建设“一带一路”初衷相反的结果。中国在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和其他“一带一路”项目，以此对抗正在出现的逆全球化趋势，并塑造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时，必须大力推动社会公平和发展成果共享的原则。

在这个引言中，我集中讨论这五个问题。

第一，我们为什么要建设中巴经济走廊。

反对中巴经济走廊有很多理由：巴基斯坦地质条件恶劣，无论是建设铁路还是建设公路，地震与泥石流都是很大的威胁。由于这些原因，中巴经济走廊的公路、铁路以及油气管道，无论是建设，还是建成后的维护和保养，成本都不会低，而且它们的运行与海运相比都很没有效率。有些人也许还会指出，国内还有大量的落后地区等待发展，还有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为什么不在国内投资而要去别的国家大笔投资。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的价值显然远远要超过这些关于经济成本和其他国内因素的考虑。

讨论为什么建设中巴经济走廊要从为什么建设“一带一路”开始。在“一带一路”成为国家倡议前的早期讨论中，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出发点有两个：一个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造成较大冲击，传统的出口市场无法再吸纳足够的中国产品，中国在过去30年里以依靠向西方国家出口来支撑国内经济发展的蓝海战略难以为继；另一个是中国的一些邻国利用美国重返亚太的机会强化与中国的领土领海之争，一时间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巨大战略压力随时可能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正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向西开放，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成为中国继续推动自由贸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选择。换言之，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是以对冲的手段在世界经济进入困境的条件下，以开拓国际新市场寻找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的方式来捍卫自由贸易原则，以及在亚太地区出现国际紧张局势的条件下尽量避免直接的冲突，继续寻找维持世界和平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