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文化研究

论战国时期“易说”的文本形态

刘全志

摘要：《易传》出自儒家说和道家说，都忽略了一个潜在的事实，即公共知识资源对《易传》的影响。与“易传”相比，“易说”更符合战国时期解《易》文本的称谓。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可知战国时期存在三种“易说”的基本形态：“卜筮预测易说”“伦理道德易说”“阴阳消息易说”。这三种“易说”不仅映照出《易经》在战国时期的传播形态，而且也昭示着今本《易传》的形成并非出自儒家、道家等某一学派，而是战国知识界共同努力的结果。

关键词：战国 易传 易说 知识资源

现存《易传》是《周易》之《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的总称，因有十篇，又称之为“十翼”。关于《易传》的作者，自古以来多有争论。汉唐时期，《易传》一直被认为是孔子所作，这一观点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司马迁的这一记载被班固、孔颖达等人所继承。迭至两宋时期，在疑经思潮的推动下，学者开始认为《易传》非孔子所作，这一认识经过明清学者、古史辨学者的推动，影响深远。20世纪下半叶以来，学界结合马王堆帛书《周易》、上博简《周易》、郭店简《语丛》等出土文献，认为《易传》虽非孔子所撰写，但一定是“为孔子门人及后学持续编纂而成”，即《易传》为儒家学派的作品。与此相反，陈鼓应同样依据相关出土简帛文献，认为《易传》各篇均与黄老道家的思想具有一致性，《易经》哲学化的完成，显然“是受了老庄及稷下道家思想的洗礼”。因此，陈鼓应认为，“《易传》（最为主要的是《彖传》与《系辞》）为道家作品”。统观这些讨论，其中多有龃龉，而且轩轾难分，但其中又有一个共同点，即关注现存《易传》思想内容与儒、道两家的观念是否相合。其实，这一思路不但夸大了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间的学术壁垒，而且也忽略了《周易》作为经典之于公共知识资源的意义和功能。为此，笔者将结合战国社会对《易经》的使用范围，讨论存在的各种解读形态，以期勾勒今本《易传》形成的知识资源。

在战国时期，《易经》被诸子百家普遍使用，各家使用的《易经》文本基本相同，这一点不但可以从上博简《周易》、汲冢竹书《周易》、马王堆帛书《周易》与今本《周易》的比较中得到证明，还可以从与《周易》同出的诸子文本中加以验证：上博简、马王堆帛书均有道家、儒家、法家、阴阳家文本，而汲冢竹书至少有阴阳家、小说家的文本。《易经》与这些诸子各家文本同出，足见《易经》传播的普遍性与文本的趋同性。与《易经》和后世传本基本相同相比，同一时期的“易传”或“易说”却形态各异。

“易传”之名见于《战国策·齐策四·齐宣王见颜斶》颜斶云：“是故《易传》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据慢骄奢，则凶从之。’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握。”颜斶所言，不见于今本《易传》。近代学者文廷式认为：“此战国以前之《易传》，盖真商瞿以后之微言。居上位云云，盖释上爻之辞也。”文廷式推断的前提显然是司马迁所记孔子作《易传》并传之于商瞿，而《易传》作者并非孔子已被古今学者辨正。颜斶为齐国高士，思想观念偏向于道家士人，他所说的《易传》应是道家“易说”。当然以解释《易经》即为“易传”的说法，道家“易说”称为《易传》是合理的。但为了与传世《易传》相区别，笔者将先秦的解易文字一律称为“易说”。这一称谓也有文本依据，如今本《易传》有《说卦传》，传说为魏襄王墓中的汲冢竹书有近似《说卦》的文本《卦下易经》，这说明在先秦时期解释《易经》的文本可以称为“说”。战国时人的这一习惯应该也传承至汉代，如《汉书·艺文志》列有“易说四种”，传承于民间的费直“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等。另外，“说”也是流行于战国时期的文体，廖群指出“先秦著作除《周易》之外”都可使用说话之“说”，作为名词具有“辞说”“学说”“述说”之义。以《说卦》及汲冢竹书而言，“说体”的范围不应将《周易》排除。以战国社会的风气而论，“说经”应是战国诸子的常态，如《孟子·万章上》孟子在与弟子咸丘蒙谈论《诗》之志时云：“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其中“说”的对象是《诗经》，以此为据，提倡“易教”的士人一定存在“说易”活动，这也许是《说卦》得以命名的前提。结合这些现象，笔者认为使用“易说”称谓战国时期的解《易》文本更为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