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杨共乐

本卷系《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0年上卷，总第22卷。本卷设立“纪念白寿彝先生逝世20周年”“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外国史学研究”“学科建设研究”“当代史学评论”“会议综述”等栏目，刊发22篇文章。

白寿彝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博士点的创建者，是我们的学科奠基人。他逝世于2000年3月21日，今年是他逝世20周年。为了缅怀他的学术业绩，本卷特设“纪念白寿彝先生逝世20周年”栏目，刊登3篇论文。许殿才教授的《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文学的论述》对白先生的历史文学思想进行了深入阐释，指出白先生非常重视历史文学，善于挖掘和总结中国的历史文学遗产，提出历史撰述的六字要求——准确、凝练、生动。王东平教授的《白寿彝先生与中国民族史教育》论述了白先生的民族史教育思想：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白先生敏锐地指出大学中国通史课程教学中民族史内容的缺失，呼吁课程建设要重视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和讲授；白先生把中国民族史教育置于重要的位置，对其意义和价值，做了深刻的阐释，表现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曲柄睿博士的《白寿彝先生的〈史记〉研究——兼论〈项羽本纪〉之设立》论述了白寿彝先生的《史记》研究成果，并在白先生提出的司马迁设立《项羽本纪》缘由观点的启发下，发现项羽之楚与怀王之楚各有纪年的事实，指出司马迁设立《项羽本纪》，目的在于尊重项氏之楚的法统，以之作为秦汉间纪年的依附对象。

瞿林东先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主持人，他的《说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关于历史学学术体系构建的一点思考》可以说为这一项目的研究开了题。他认为，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的关键步骤之一。这一方法论的本质要求，是激活史学遗产中那些优秀部分，使其融入当今史学之中，获得新的生命力，为丰富和推动史学发展而发挥积极作用。李珍研究员作为这个项目的成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底蕴做了挖掘和阐释，指出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中国古代政治理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气息相通，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以和为贵、不畏强暴的辩证和平观，为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站稳立场，处理好人类共同利益和维护我国核心利益的关系，提供了思想依据。

在“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栏目，汪高鑫教授的《先秦诸子天人观的思想特色》分析了儒、墨、道的天人观，认为它们虽然各有特色，但都有重视人的倾向。马新月的《论中晚唐史学通识思想的发展》认为中晚唐通史著作日益增多，是这一时期通识意识的发展的结果。而中晚唐史学通识思想的兴起与当时的社会变革以及求通的学术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中晚唐史学通识思想对宋以后的通史撰述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申慧青的《柔远与慕华——简论北宋与高丽的史学交流》通过对北宋与高丽间史学交流活动的梳理，探讨宋丽之间的史学活动对两国的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政治活动对史学发展与文化交流的双向影响。张秋升教授和张博阳的《从〈资治通鉴〉的用辞看司马光的正统观》认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王朝的正统性分成了十多个等级，通过君主在世时的不同称谓、去世时的不同用辞和不同的战争书写方式来体现。“相对正统”是司马光对中国古代正统观念的独特贡献，不讲“华夷之辨”也是其正统思想的一大特色。《资治通鉴》中体现的正统观与其正统“理论”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王记录教授的《易学与顾炎武的历史哲学》认为，顾炎武汲取《周易》的思想精髓，把“变通”与“适时”结合起来，认为“适时而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顾氏生当明清易代之际，特殊的历史环境成就了他“随时变易，与世推移”的历史哲学，为中国传统思想宝库增添了智慧。冀震宇的《康熙的史学活动与史学思想》论述了康熙皇帝的史学修养和对史书编修的干预，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史学思想。认为以史资政是康熙对历史的基本认识，重视君主在历代兴衰治乱中的作用是康熙历史盛衰论的核心。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康熙游走于直书与曲笔之间，表现出明显的二重性。孙广辉的《清代史官选任制度探析》对清代史官的构成、选任方法、史官管理做了考察，认为清朝的史官选任制度呈现出灵活而多元、满人主导与英才汇聚、强化政治与体现皇权意志的特征。清朝的史官制度承袭了某些前代史官制度，但更加完善。王安琪的《学问的起点：戴震早期知识来源》研究的是乾嘉考据学大师戴震成名前的学业状况。戴震是一位商贩之子，出身寒微，学问起点并不高。徽州本土的百科全书式的日用字书，当地乡贤编纂的识字、正音的启蒙读物，是他早期的知识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