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研究

我们需要怎样的居住空间

——社会资本理论视野下的城市社区空间研究

朱伟珏 范文

摘要：本文借助同济大学社会学系2014年实施的“上海市社区综合调研”数据，从“信任”、“互惠”、“社会网络”三个维度测量社区空间的开放程度与社区社会资本存量之间的关联，并从社区层面发掘社会资本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保持居住地稳定性和开放的社区空间有利于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在封闭式社区（主要指新建商品房）中，住户的社会网络无法有效转化成邻里间的互惠意愿和行为，加剧了社区的碎片化和社会分异。在大规模城市建设告一段落的情况下，本文的研究为将来不增加额外投入提升社区凝聚力和生活品质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社会资本 社区空间 封闭式社区 社区规划 共同体

一 问题与背景

（一） 问题的提出

居民住房的拆除和重建是近20多年来我国城市建设的重心，全国各地大量的单位公房、老式平房、里弄、城中村等住区类型被清一色的新建商品房取代，从硬件设施上改善了中国人的居住环境。然而，城市改建的热潮也留下了值得关注的问题，绝大部分新建商品房都是“封闭式”小区，用围墙将社区隔离，社区内部也用门禁、监控、防盗门窗架起一道道防线，不仅新建小区如此，很多老式住宅也被封闭起来，“从1991到2000年，上海83%的居住小区均以某种方式被封闭起来。同期中我国广东省封闭了54000个小区，覆盖70%以上城乡面积及80%以上人口”（缪朴，2004：46）。值得深思的是，虽然封闭式社区的规划模式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并在随后的十年间逐渐出现在世界各地，但目前国内封闭小区的规模之大和普及程度之高，从全球范围来看也绝无仅有。

将住宅围起来在我国有着一定的文化根基，我国古代的住宅主要以家庭、家族以及宗族为单元聚拢在一起，围成院落，现在遗存的有北京四合院、福建土楼、徽派古民居等。不过传统住宅的“围”规模小，围墙之内主要居住着同一家族的成员，而现代城市中的封闭式社区与大型街区结合，形成“超级封闭社区”（徐苗、杨震，2010），将成百上千的陌生住户围在一处，出入口设有门亭，严格限制外来人员的进入。从外观上看似乎封闭式社区和我国传统住宅都有“围”的特征，但封闭式社区给住户的日常社交、生活体验、归属感、社区凝聚力乃至社会结构都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如加剧社会排斥、降低社区活力、分割公共设施、阻碍日常生活功能等（邓锋，2011；缪朴，2004）。本文借助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的社会资本理论，和2014年同济大学社会学系主持的“上海市社区综合调研”数据，从社会学角度系统分析社区的物理空间结构对社区生活造成的影响。

现有的一些研究表明封闭式小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邻里间的日常交往，降低了社区认同，减少了居民间的互惠行为，导致社会资本流失严重。而社会资本的下降又会造成社区安全性降低、贫富差距加剧、自然和人文环境遭破坏、社区抵御外界危害的能力降低、人际关系冷漠、公共事务参与度下降等负面效应（陈福平、黎熙元，2008；黎熙元、陈福平，2008；方亚琴、夏建中，2014；罗伯特·帕特南，2011）。

实际上社会团结的弱化不仅发生在社区，也不仅是由社区空间格局的改变造成的，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这是现代化带来的必然结果。早期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都描述过大城市人际关系的冷漠（齐奥尔特·西美尔，2001：186～199；帕克，1987），重建社区共同体被认为是平衡现代社会个体化趋势的一剂良药（安东尼·吉登斯，2000：82～83）。原本社区概念就是指人与人关系紧密的共同体，如果仅仅是一块陌生人的聚居地就不能称其为社区，只能称为“社会”了。美国社会学家帕特南于20世纪末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社区和公民共同体问题的研究中，将抽象的社区共同体概念转化为能被观测的具体指标，从而将如何重建社区的理论探讨转化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问题——如何提升社区的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