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东北与日本研究》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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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与日本的田中义一

——为金先生的《张作霖别传》作补注

邹有恒

张作霖以一介草莽而成为“东北王”，再三问鼎中原，在军阀混战中，搅乱了半个中国，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是办不到的。他是怎样和日本勾结起来的，在国内几乎没有人能道出原委了。幸而在日本的资料中可以找到他受日本赏识的详细过程，足以填补其发迹史的一段空白。

张作霖是在1903年“改邪归正”，投入新民府知府部下巡防马步游击队，被委为营管带的。据说在日俄战争之初，张作霖曾以日军的别动队，扰乱俄军的后方，以后又以通俄军的嫌疑被日军逮捕。时为1905年3月、4月，即日俄奉天会战后，俄军北逃，日军进入新民府时之事。

这时日军违反清朝将辽河以西定为中立地带的公约，擅自在新民屯设立军政署，以井户川辰三大尉为署长。当其检点以俄探“罪名”而被日军宪兵队逮捕的中国犯罪嫌疑人时，发现名单中有新民府营长张作霖的名字。据宪兵队长说：“张原为绿林出身，非一般人物可比，从开战之初就命其部下马贼大肆侦探我军行动，报告给俄军，已有确凿证据，应当枪毙。”井户川立即将张提出审问，“见张风采柔和，宛如妇女，言语态度颇为精悍俊敏”。井户川认为张作霖是个有用的人物，如能饶他一命，令其立功赎罪，对日军有利。于是他第二天去奉天满洲军司令部见主任参谋福岛安正少将，报告详细情况之后，请求赦张一死。福岛立即带领他见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大将，说明来意之后，请求特赦。儿玉不等说完，就说：“张作霖不是好东西，他把我军的行动告诉俄军，使我军蒙受很大损害，必须杀了他才能对不逞的中国人起杀一警众的作用。”井户川再三为之辩解，说：“如能饶他一死，让他立功赎罪是合算的。”由于井户川连连请求，儿玉大怒，斥责井户川说：“你到底是日本人，还是‘支那人’，若是日本人，就应按我的命令速回任地枪毙张作霖，热心也得看是什么事，太执拗了，就应当谨慎。”

当时井户川因为触怒了儿玉大将，非常懊恼，如果这样回去，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去见儿玉最信任的作战参谋田中义一中佐，述说了触怒儿玉大将的原委，请求田中助一臂之力。据田中回忆，他先请示福岛将军同意饶张一死，保证立功赎罪，然后去见儿玉，费了一夜工夫恳求才得到允许。儿玉说：“井户川认为日本军骑兵少，不饶恕张作霖，是很不利的。这种提法是本末倒置的，替张请赦的态度也是错误的，由于福岛也主张赦免，所以才同意。但是必须对张严加训诫，要他写出保证书，为我军尽最大努力。”

井户川回到新民之后，立即宣告张死刑。为防其自杀，在以后的三天中严加监视，然后再提出来宣告：“经过福岛将军的请求，决定予以赦罪释放，今后应为我军粉身碎骨，立功赎罪。”张在感激之余涕泣地说：“深感救命之恩。”当令其写保证书时，张说：“我有生以来没有写过字，我虽然不写保证书，从今天起将为日军舍出性命。”据井户川说：“果然以后张确实是粉身碎骨般地为日军效力。当永沼挺进队深入“北满”时，他的部下充当向导立下殊勋。以后米希瑟科骑兵军团来袭时，张也大为尽力。”

井户川为什么这样热衷于为张求情呢，可以从他在日俄战争时的一段经历中找出答案。日本在开战之初，就派青木宣纯大佐赴天津，勾结直隶总督袁世凯，组织第二期谍报班，当时称特别任务班，下分五个班。其成员只有少数是日本军人，其余多为袁的部下细作，以及他们所联系的东北地方的绿林马胡子帮。井户川时为第三班长，以内蒙彰武为据点，破坏长春以南的铁路，进行游击活动。1905年9月，日军又重新组织第二期特别任务班，以东北各地的马胡子和乡团为基干，号称“东亚义勇军”，已升为少佐的井户川所率领的就是以巴布永为首的马胡子队。可见井户川是个陆军特务高手，在利用中国人绿林胡子为其爪牙，帮助日军作战上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因此像张作霖这样既有军籍护身，又在绿林中有广泛联系的人物，是他们最好的“豢养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