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研究》（Transcultural Studies）编辑委员会
主办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科研处，文化与传播学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顾问 乐黛云 刘小枫
主编 王柯平 胡继华
本期执行主编 单羽 王茜
国内编委（按照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曹顺庆 曹卫东 常耀华 陈戎女 陈太胜 程维
高建平 郭刚 胡继华 黄薇薇 李星儒 刘燕
裴登峰 邱鸣 汪民安 王成慧 王红斌 王柯平
谢寿光 杨乃乔 杨平 杨群 院成纯 张辉
赵京华 郑承军 周启超 周志强
国外编委
Timothy Bewes（美国布朗大学英语系文学批评教授，联合人文创新学院院长）
Earl Jeffrey Richards（德国伍珀塔尔大学古典人文教授，数字人文中心主任）
Rick Benitez（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古典学教授）
Galin Tihanov（英国伦敦大学比较文学教授）
Thomas Robinson（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和古典学教授）
本期编辑助理
张媛 谭嘉怡 易思琳 赵文航
学术焦点·人文新变
奥尔巴赫与库尔提乌斯
——中道而止还是失之交臂的对话？
厄尔·杰弗里·理查兹（Earl Jeffrey Richards）/文林振华/译
摘要：面对欧洲的危机，奥尔巴赫与库尔提乌斯给出了不同的应对之策。虽然他们的意见时而相左，但不乏共通之处。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思考，为何像德国这样高度文明的国家会出现大屠杀。在他们看来，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欧洲文化的同一性或连续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两人都尝试借欧洲文学，通达世界文学。故而，奥尔巴赫与库尔提乌斯的关系，应该是对话而非敌对的。他们的对话围绕三个话题：一、文学中的历史意识；二、文学现实主义与喻象表达及讽喻表达的关系；三、民众精神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
关键词：奥尔巴赫；库尔提乌斯；喻象；讽喻；世界文学
《摹仿论》（Mimesis）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作者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付诸笔端时很可能想起了歌德《浮士德》（Faust）的开篇：
以上就是所有我想对读者说的话。剩下该做的事情就是寻找他，也就是寻找读者了。但愿我的研究能够找到它的读者：愿他们中既有我那些尚健在的老朋友，也有对此书感兴趣的所有其他人。但愿我的研究能够使那些对我们西方历史仍保留着热爱之情、而不是对它进行破坏的人重又聚首。
这段话写于1945年4月。从奥尔巴赫同克劳斯（Werner Krauss）的战后通信来看，他特别期待同德国读者的对话。1953年，他的确欣喜地发现，《摹仿论》受到德国读者热情欢迎。赫斯（Gerhard Hess）与沙尔克（Fritz Schalk）的评论便是明证。奥尔巴赫应该非常信任沙尔克，因为后者受托在其去世后出版《文集》（Gesammelten Aufsätzen，1967）。另外，在美国流亡期间，他还撰文纪念莱尔希（Eugen Lerch）、加米尔舍格（ErnstGamillscheg）等留在德国的同事。其中，莱尔希1935年遭国家社会主义党解职；加米尔舍格（根据他的移民学生马尔奇尔[Yakov Malkiel]记载）绝非千年帝国的反对者。笔者举这两个例子，旨在描述奥尔巴赫在何种情况下，想方设法与祖国和解。克劳斯、沙尔克、莱尔希、加米尔舍格，尤其是后文将提到的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始终保持与奥尔巴赫的对话。如此一来，奥尔巴赫与库尔提乌斯的关系就显得极不寻常。
奥尔巴赫的谨言慎语有如倾诉衷肠，让人不禁对欧洲追思怀想。它们指明了一座桥梁，从那里可以找寻纳粹统治下消失已久的古老灵性。其实，他缓和的口气无法掩饰其内心深处的苦楚。他沉着冷静，虽然有人责其“高冷”，有人赞其“高贵”，但这份克制的确帮助他摆脱痛苦、失败和耻辱，而不至于伤心欲绝。
奥尔巴赫与克劳斯的战后通信，不仅谈到奥氏赴柏林执教，还提到了“德国方案”（Deutschland als Projekt）。另外，我们还得知，他最迟可能在自由大学（der Freien Universität）建校前重返柏林。不过，奥氏逐渐减少了与克劳斯的信件来往，之后便决定不重返西柏林。两人通信集的编辑巴克（Karl-heinz Barck）确信，从1951年到1957年奥尔巴赫去世，他们之间就未再联络。与克劳斯通信期间，奥氏似乎开始增加与库尔提乌斯的思想交流，但这种交流的形式并不完美。二者的对话始于二战前的1936年6月。当时，库尔提乌斯推荐奥尔巴赫接替雷蒙（Marcel Raymond）在巴塞尔大学的教职（“年轻人中，我衷心推荐马堡大学的奥尔巴赫。因为是犹太人，他遭解聘，但他完全有机会去伊斯坦布尔接任施皮策[Leo Spitzer]的教职”）。关于施皮策和奥尔巴赫在伊斯坦布尔的情况，克伦佩勒（Victor Klemperer）的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新材料。虽然他的日记有点褒奖得言过其实，但仍有助于还原流亡者的历史形象。1940年，库尔提乌斯还优先推荐奥尔巴赫的学生克劳斯，出任马堡大学罗曼语文学教职。在伊斯坦布尔，奥尔巴赫抱怨研究杂志寥寥无几，但在《论喻象》（“Figura”，1939）的第2条注释里，他引用了库尔提乌斯1938年的研究成果。另外，《摹仿论》肯定了库尔提乌斯对《罗兰之歌》（Rolan-dslied）之修辞套语的研究，以及对《圣亚力克西斯之歌》（Alexiuslied）之形象的研究。两位学者之间无信件往来，妒忌心也影响了他们的关系。即便如此，奥尔巴赫还是让他以前在马堡大学的同事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寄来库尔提乌斯的论文副本，布氏之女如是回忆道。1949年秋，普林斯顿举办了首届普林斯顿文学批评研讨会（Princeton Seminars in Literary Criticism），会上两人有过长谈，据信这也是他们唯一一次会面。此次会议的议题不但见于他们后来的对话，而且见于他们各自的论著，譬如奥尔巴赫为库尔提乌斯著作撰写的书评（1950）以及其在《世界文学的语文学》（“Philologie derWeltliteratur”，1950）中做出的论断，又如库尔提乌斯在其有关格雷伯（Gustav Gröber）论文的一个长注释中，对奥尔巴赫中世纪讽喻研究的批评（1952）、库尔提乌斯对《摹仿论》风格混合理论的讨论（1952）以及奥尔巴赫随后的回应（1953）、奥尔巴赫的新书《拉丁古代晚期与中世纪的文学语言及受众》（Literatursprache und Publikum in der Lateinischen Spätantike und im Mittelalter，1958）（以下简称《文学语言及受众》）序言。对两人而言，这些刚刚开始的公开对话在很多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先说库尔提乌斯。第一，即便是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学者，他也很少全盘否定，这在他同雅斯贝斯（Karl Jaspers）讨论歌德时可见一斑。第二，他暂时没有引用奥尔巴赫的《论喻象》，因为该文未能令他心服口服——这可极不寻常，而保留态度绝对不是他的作风。奥尔巴赫写作时，经常把库尔提乌斯也称作德国罗曼学同行（例如，最后一部作品引用施皮策6次，库尔提乌斯12次），这可能是因为他从库氏的生硬中，看出几分坦率与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