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稿

18世纪中国的反正统政治思潮

高翔

摘要：18世纪的中国，伴随着盛世局面的全面形成，专制统治日趋强化。在专治阴霾笼罩下，仍有一批人不顾身家性命，挞伐黑暗，抨击专制，呼唤良知和正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政治主张和观念。本文称之为反正统政治思潮。主要表现在：陆生楠、谢济世的抗争，尹会一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大名崔氏兄弟对正统的批判，汪景褀、曹一士、袁枚、郑燮等士人的呼声，以及在太平盛世下的反清潜流。尽管这时期的反正统政治思潮显得单薄和贫乏，对未来政治体制缺乏具有想象力的规划，但应看到，这些看似琐碎、零星的政治新观点，在中国人的思想探索历程中，有其独特的价值。它充分证明，中国自晚明以来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思想新传统中，其最具挑战的政治思想精华，在18世纪极端君主专制的高压下，仍未完全中断。而且，它为19世纪中后期中国政治思想的变革，准备了最原始的文化土壤。

关键词：18世纪 中国 反正统 政治思潮

清前期的政治体制是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满汉官僚联合统治。降至18世纪，伴随着盛世局面的全面形成，专制统治日趋强化。在“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的喧嚣声中，皇权不断扩张，逐渐形成极端君主专制局面，“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思想控制大为加强，专制皇帝要求大小臣僚，“是是非非惟朕是从”，“以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就政治思想的探索而言，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时代。

然而，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沉寂。在专制阴霾笼罩四野，镇压铁蹄践踏八方的险恶环境中，仍有那么一批人，不顾身家性命，挞伐黑暗，抨击专制，呼唤良知与正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政治主张和观念，本文称之为反正统政治思潮。笼统而言，反正统政治思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主要由带叛逆色彩的官僚士大夫阐扬，以质疑或否定君主专制，特别是雍乾以来的极端君主专制为特色；另一类主要以下层士人和民众为载体，传统的华夷之辨是其理论旗帜，注入反清意识的民间宗教是其宣传工具，推翻清朝统治是其政治目标。本文将对18世纪反正统政治思潮做粗略梳理。

一 “与天子争是非”：陆生楠、谢济世的抗争

毫无疑问，清盛世时期中国知识界面对的最大困惑与压力，就是皇权的恶性膨胀。

实事求是地说，清朝君主专制政体得以确立、巩固和强化，知识界特别是理学界是重要的推动者。清初熊赐履、魏象枢、李光地等著名理学家，都曾不遗余力地为君主专制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至若张伯行宣称“既以身许国，可生可死，惟君之命矣”，即反映出理学家在推崇君权的同时，刻意贬抑臣僚独立人格和尊严的倾向。

降至18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多元化，士林道德风尚的改变，理学权威地位在知识界逐渐动摇，它所竭力宣传的纲常伦理、君臣等级，自然会遭到一部分士人的怀疑。而雍乾时期皇权的急剧扩张，臣僚尊严的被践踏，不能不引起一些善于独立思考者对现存政治合理性的怀疑，进而对君臣权力分配体制进行探索，主张采取措施限制君权。陆生楠就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关于陆生楠，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翔实的传记资料，只能从《雍正朝起居注册》以及时人有关著述中，略知其一二生平事迹。陆生楠系广西灌阳县举人，部选江南吴县知县。在其履历奏折中，陆生楠对清廷用人行政颇多微词，雍正帝看后，很不满意，责其“倨傲诞妄之气，溢于言词”，断定“其人必非醇谨”。及引见时，陆生楠“举动乖张”，雍正帝当面“将折内之语诘问之”，陆生楠“默然不能对”，“闻朕教训之下，转有愤懑之色”。雍正帝对其为人更为不满，不许其赴任吴县，而以主事试用，“盖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办事学习，以冀悛改也”。此后，陆生楠改任工部主事，又被引见，“不惟毫无敬畏，且傲慢不恭，显然抗逆，形于词色”，雍正帝勃然大怒，进而怀疑他与曾任广西巡抚的李绂、御史谢济世结为党援，将其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与谢济世一同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