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律及其近代变革

《南部档案》所见清代民间社会的嫁卖生妻

吴佩林

摘要 嫁卖生妻行为虽然为传统社会主流意识所摈弃，但在民间社会，由于经济的普遍贫困，更因其尚能使其中一部分人达到“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婚姻目的，故作为一种民间习俗而普遍存在。在四川南部县，由于没有像招赘婚、同姓相婚、转房婚等变例婚姻那样破坏原有的承嗣和财产继承秩序，嫁卖生妻没有被官方列入“县中恶俗”。至于闹上衙门，多另有原因，尤以嫁后图索为首要。县官的裁决也是根据乡民不同的诉讼动机，参考但不严格按照律例，并权衡各方利益做出弹性处理。衙门的这种处理方式与底层民众的生存逻辑呈现出相互吻合的一面。

关键词 清代 民间社会 嫁卖生妻 《南部档案》

嫁卖生妻，是指在丈夫尚存又没有正式履行离异手续的情况下，买卖妻妾的行为。“生妻”即“活人妻”，它有别于人口拐卖。传统社会，嫁卖生妻行为由于与正统伦理道德相悖，不仅为法律所禁止，也常是衙门告示禁止的对象。在地方志叙事中也通常以“陋俗”论之。族谱的记载也不例外。今人的眼光也多将其当作旧社会的“瘤毒”，视其为典型的买卖婚姻，是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表征。但是，笔者在阅读新近开放的清代地方档案——《南部档案》后，却有趣地发现：在清代四川南部县，官方将招赘婚、转房婚等变例婚姻列为“县中恶俗”，却把“嫁卖生妻”行为排除在外。嫁卖生妻为何没有列入其中？生妻为何被嫁卖？买者又有怎样的企图？民间与官方究竟对此行为持何种态度？如果民间认可嫁卖生妻行为，为何又要闹上衙门？对于闹上衙门的纠纷，县官又做何裁决？这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实际？而目前学界对“嫁卖生妻”虽有研究，但所论各有侧重，尚没有确切回答笔者的这些疑问。《南部档案》中保存了大量的与嫁卖生妻有关的诉讼档案与契约文书，为我们从一个具体的区域探讨其背后的机理提供了可能。

一

生妻为何被嫁卖

嫁卖生妻的主体通常是丈夫及夫家人。从四川南部县的案例来看，嫁卖生妻的原因错综复杂，同一案件里可能有几种因素并存，因此下文所做的归类仅仅是一个类型学处理。

（一）丈夫方面的问题

第一，丈夫有病导致不能支撑一家的生活。在传统社会，丈夫作为男性，是一家的主心骨，若他有病以致不能正常劳动，一家的生活就难以维持。在此情况下，嫁卖生妻便成了维持生计的一种选择。如咸丰年间，蓬州民漆洪瑞（37岁）自幼娶蔡氏为妻，育有二女。因“家贫”，起意到南部县随其胞弟漆洪光做生意。但途中身染寒病，不能度日，便托蔡国保为媒将蔡氏嫁卖王老六（36岁）为妻，获钱5000文，以作养病之资。光绪年金兴乡民樊文志（25岁）患病，无力养妻，为求生存，便凭族侄樊宗顺为媒将妻改嫁蒲福喜为室，出具婚约，领取财礼7500文。

值得强调的是，嫁卖生妻一般都要出具婚约，而婚约所记的嫁卖原因与词状所载往往会不一样。如同治八年（1869），东路积上乡王章佐称其儿子王德金发妻吴氏病故，有洪正文言自己患黄肿病，久治不愈，又兼家贫无钱调治，愿与妻朱氏两离。于是王章佐商同洪正发、洪正太等人凭媒祝家清说与其子，出有手印婚约。其文约如下：

凭媒书立甘心异（意）愿主婚文约人鸿正文，幼配朱万明之女为婚，情因年岁饥馑，夫妇日食难度，此女东逃西走，氏夫万般无奈，只得邀请家庭与同朱氏娘家人等商议，夫妇甘愿两离。氏夫自行请媒祝家清三面说合，另行改嫁，配夫王德金脚下为婚。凭媒议论，给除（出）财礼钱十二串文整，酒水、化（画）字、脚模手印一并在内。其钱鸿正文亲手领足，不得短少分文。此系二比男从女愿，明婚正娶，不得强逼估抬。日后鸿姓家庭与同娘家人等以（已）到未到不得另生枝节。倘若日后另生枝节，有媒证祝家清一面承担。今恐人心不一，故立甘心异（意）愿主婚文约一纸，付与王姓永远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