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一

研究的背景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道德、风俗与宗教教义在社会中发挥着个体行为导向和社会关系调节的作用。伴随着社会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社会的复杂性和现代性的逐渐提高，社会的异质性超过同质性并成为主导，发生社会冲突和纠纷的可能性显著提高，超出了风俗习惯和宗教教义的调节和控制范围，促使社会需要一套精细的规则及其执行机制来应对这些问题，法律制度在这种背景下逐步产生（Steven，2009）。从16世纪以来，法律已经成为社会管理的首要工具（Pound，1923）。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法律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准绳而被赋予了最高的权威。法律成为个体的行为准则和社会关系调节的主要方式。法治经常被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标志，而与传统社会相区别。

中国以政府为主导推行“依法治国”的进程已经持续了30多年，从法制到法治、从器物到文化、从制度到观念，权力意识、自由精神等已经逐渐成为民众的共识，法律对社会事务的支配，无论在广度、深度上，还是数量、质量上都有了革命性的变化（郭星华，2011）。依据201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在2010年底，中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并全面完成对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在法律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实现法律的职能，成为国家治理的一项重大议题。法律职能的有效实现最终体现在社会成员的现实行为上。而社会成员的现实行为，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要使法律的规定成为社会成员的行为指引并最终主导社会成员的行为选择，法律必须克服或超越个体行为的其他影响因素，成为主导性的影响因素。然而，尽管法律拥有强有力的支撑机制，但现代社会的多元化，仍然使法律发挥主导作用的过程面临各种各样的严峻挑战。

在劳动关系领域，这一议题更加突出和艰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资本全球流动和国际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要推动劳动法律的建设，面临很多发达国家在以往未曾遇到的新情况和新挑战（Kanbur，Ronconi，and Wedenoja，2013）。以往发达国家在建设本国的劳动法律制度时，经济全球化的程度相对较低。一个国家的劳动法律和政策制度发展，受其他国家的影响还相对较少。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主要作为资本输出国，并不存在为了吸引外来资本而抑制本国劳动力成本的问题。而如今，这些都成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很多发展中国家拥有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往往缺乏足够的推动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需要通过吸引外来投资促进本国的经济建设。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可供发展中国家利用的外来资金，在总量上是有限的。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推动的资本回流计划，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有限性。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这些外来资金作为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追逐利润回报的行为，寻求的是利润的最大化，而不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多个发展中国家对同一资本存在相同需求的情况下，这一资本将进行投资回报的分析，从这些发展中国家当中选择一个最能够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策略的国家作为资金投入的对象。因此，发展中国家对外来资金和技术的依赖，产生了发展中国家的相互竞争问题。在这种竞争中，由于外来资本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的依赖，降低劳动力成本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在进行相互竞争时所使用的最主要手段。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能够让外来资本在商品的全球销售中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劳动法律的建设、发展和有效执行，提高了劳动力保护的水平，维护了劳动者的权益，同时也会提高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降低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因此，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会迫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对违反劳动法律的行为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产生“探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问题（Ronconi，2012），为了保持本国在吸引外来投资上的相对竞争力，抑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同时，为了保证自身利润的最大化和持续性，外国企业和商会很可能会运用自身的力量，去阻碍发展中国家建设和执行劳动法律（Hui and Chan，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