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诗歌文献研究·

上博简楚辞体作品与屈原骚体辞、宋玉散体赋的形成

刘刚 苏萍

【内容提要】 上博简楚辞体作品的问世，为楚辞发生与楚散体赋生成的研究提供了可信的原始资料，我们通过上博简楚辞体作品与屈原骚体辞、宋玉散体赋的比较研究，对楚辞定型与楚散体赋形成有了新的认识。我们认为：第一，《楚辞》中的屈原作品源于楚民歌，在定型化的过程中，受到了楚民歌与上博简楚辞体作品两个方面的共同影响；第二，在早期楚辞体作品到散体赋的发展过程中，《楚辞》中散体化作品《卜居》与《渔父》是带有过渡性质的文体，对散体赋的生成产生了直接影响；第三，散体赋定型的标志，表现为五大特征，其中每一特征，都与早期楚辞体作品有基因联系。散体赋这一文体，在宋玉的散体赋创作中定型，而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早期楚辞体作品，上博简早期楚辞体作品是宋玉散体赋生成的内在因素。

【关键词】 上博简楚辞体作品 骚体辞 散体赋 比较研究

以往对屈原所代表的楚辞体诗歌发生的研究，只能依据传世文献记载的先秦“类楚辞”歌诗进行推测，诸如《论语》中的《楚狂接舆歌》、《孟子》中的《沧浪孺子歌》、《说苑》中的《越人歌》、《新序》中的《徐人歌》、《孔子家语》中的《南风歌》、《尚书大传》中的《卿云歌》等，而这些类楚辞歌诗是不是原创的文体与句式、原创时代是否先于屈原、传承过程中是否保持原貌等一系列问题尚有待研究；而对宋玉所代表的散体赋生成的研究，则无前期作品参照，只好在《诗经》之赋说、《楚辞》之诗歌、《左传》之谏词、《战国策》之纵横家语、《史记》之俳优俳语中寻觅蛛丝马迹，所得结论只能是依据某种相似性的主观推测。自2008年、2011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七册和第八册问世以后，情况随即发生了变化，两册书收有五篇楚辞体作品，这就为楚辞发生与楚散体赋生成的研究提供了可信的原始资料。资料尽管有限，还不能提供足够的信息，但是这些资料弥足珍贵，因为它毕竟使问题的研究有了可靠的出土文献依据。本文拟以此为据，谈一谈自己的研究与心得。

一 上博简楚辞体作品句式、节段与韵例分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下简称“上博简”）收录楚辞体作品五篇，即第八册收录的《李颂》《兰赋》《有皇将起》《鹠鷅》与第七册收录的《凡物流形》。这五篇作品与上博简所收其他竹书一样，都是出土的战国文献。虽然这些出土文献是上海博物馆1994年起陆续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得，出土地点、出土时间、墓主身份等参考信息不详，但通过科学鉴定它们是战国楚简是可以确定的，它们的书写年代当在战国中期后段或晚期前段，它们的文献价值远远高于传世文献记载的类楚辞歌诗。从五篇楚辞体作品的语言、用韵、文体等方面，与屈原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可以认定其是早于屈原时代的作品（详见下文分析）。五篇楚辞体作品的出土与问世，不仅填补了先于楚人屈原作品的早期楚辞体作品的空白，而且对研究源于楚国民歌的楚辞体文学的发生、发展有重要的原典史料价值，同时对发生在楚地的散体赋也有探索其本土文体源头的寻根意义。下面我们拟对上博简五篇楚辞体作品的语言形式进行系统的分析，为楚辞和楚散体赋的语言形式溯源做好必要的前提准备。

《李颂》凡171字，38个诵读句。其中篇章最后“是故圣人兼比”以下6句，整理者曹锦炎认为应当是这首诗的评语，非诗之正文，疑为授诗者所为。从6句的内容分析，它们的确不是对“李”或“桐”的描写，而是对诗中寓意的阐释，曹说可从。

诗中的“兮”字原作“可”，读为“兮”。上博简《有皇将起》《鹠鷅》《兰赋》也将“兮”字写作“可”。考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凡今本《老子》用“兮”字的地方，皆写作“呵”。“呵”以“可”为声符，二字同在歌部，故可通假。又“可”与“兮”均从“丂”得声，故亦可通假。从上博简与马王堆帛书看，先秦两汉古楚故地借“可”或“呵”为“兮”是楚人约定俗成的用字习惯，而用语气词“兮”对韵字韵律延展发声，可以使诗歌的内在情感得以充分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