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国与商业中心之间：近代早期东南亚基督教传播中的经济

前言

基督教在东南亚传播的驱动力之一是欧洲人的贸易竞争，其重要性几乎毋庸多说。对于葡萄牙和西班牙而言，传教事业与商业扩张紧密相连，因为“灵魂救赎”常常被用来替捍卫经济利益的斗争辩护。荷兰尽管在这一点上表现不太明显，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负责人们深入讨论过公司与以传播福音为目标的归正教会（Reformed Church）之间的关系。何况在这三个国家中，教会是国家架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官员、商人和传教士之间的联盟被看作既合理又共生。政府和贸易公司都相信，如果“异教徒”变成基督徒，他们就更加可能会与欧洲代表进行合作。传教士则意识到如果没有欧洲某一政府的支持，他们就无法有效地开展活动，因为政府可以提供资源、军事保护和公共管理设施。

但很快就得到证实，基督教在我们今天称为“东南亚”的地区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欧洲传教士是最后一个到达该地区的世界宗教布道者。在他们接触到的社会里，大多数强大的统治者已经是佛教、伊斯兰教或（越南）儒教的资助者。当葡萄牙人于1511年征服马六甲之后，显然只有在东印度尼西亚和今天的菲律宾，才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受洗。同时，似乎是天赐良机，在东部群岛（它曾短暂地被视为菲律宾）实现基督化的目标才显得更加可行。它们也是三种上好香料：丁香、肉豆蔻和肉豆蔻皮的产地。尽管贸易网络大都掌握在穆斯林手里，且诸如棉兰老、文莱、德那地和蒂多雷这些苏丹王国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张，但是当时仍然有大量社区尚未接触到伊斯兰教，劝他们皈依基督教适逢其会。

对于近代早期东南亚殖民之初的欧洲贸易公司而言，其差异性和相似性已有大量的研究。而对传教士与贸易的联系进行地区性的比较，不仅受到按国别划分“教会史”倾向的限制，还特别受到令人讨厌的天主教/新教划分的束缚。泛基督教的取向也会产生同样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经济以不同的方式形塑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传教士、世俗当局、宗教机构和当地社区之间的互动，这也促使学者对欧洲传教计划的本土回应开展更多的地区性比较。毋庸置疑的是，把基督教视为经济剥削的工具，这一观念引起了对欧洲的抵制。但同样清楚的是，到18世纪末，许多东南亚人已经能够很好地区分基督教核心教义和为了巩固欧洲地位而对这些教义进行扭曲的方式。就此而言，他们已经开辟了一条把基督教本土化为一种东南亚信仰的道路。

一 传播基督教的经济：伊比利亚国家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业活动和传播基督教之间的联系已有充分的研究。从1422年开始，一系列教皇声明把伊比利亚帝国的经济扩张和对“异教徒土地”的征服联系在一起。1494年签订的《托德西拉斯条约》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对已知世界进行划分，允许他们的统治者在新发现的领土上对天主教实行管控；作为交换，他们有义务在非基督教社会传播福音。随着天主教成为菲律宾和东帝汶压倒性的主流信仰，以及天主教徒在印度尼西亚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占据多数（53.9%），这一协议对东南亚群岛的历史产生了永久性的影响。

西班牙

天主教作为殖民扩张和经济控制的代理人，在探讨西属美洲的历史时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在菲律宾的情形也类似，尽管对当地社会没有造成那么大的破坏。西班牙对这一地区的征服始于1521年费迪南德·麦哲伦的到来。麦哲伦是一个虔诚的葡萄牙人，他效忠于西班牙的卡洛斯国王。因为麦哲伦把米沙鄢群岛当成传说中的香料群岛，他失去了实现天主教目标和西班牙雄心的时间。在复活节的弥撒庆典期间，5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列队行进。麦哲伦扬言，只要在附近的山丘上竖立一个木制的大十字架，就能获得“雷、电和暴风”的庇护。两周之后，他为宿务当地的一名首领主持洗礼，并向这名新“基督徒”保证他的敌人现在“会比以前更加容易征服”。尽管这名首领可能把洗礼和他的教名唐·卡洛斯视为对自身权力增长的肯定，但是西班牙人后来认为，这意味着他愿意向西班牙和他的同名之人即西班牙的卡洛斯国王（1516～1556年在位）效忠。随后的远征都试图利用麦哲伦之行的成果，但没有成功。不过鲁伊·洛佩斯·德·维拉洛博斯（Ruy López de Villalobos）在1542年为表示对西班牙王子菲利普的尊敬，就以其名称呼西部群岛。这次远征中的修道士和其他人证明了一个信念：天主教事业和西班牙殖民帝国的扩张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